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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2021年全球能源投资变化态势（单位：十亿美元）
预计2021年投资增长是经济复苏的周期性反应和资本流向更清洁技术的结构性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尽管迫切需要转向更可持续的能源发展路径，但全球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仍将在2020年出现有史以来最大年度降幅的基础上再度反弹，重回增长态势。
2、受可再生能源支出强劲增长的推动，电力继续在能源供应投资中占最大份额
全球电力行业投资继2020年持平之后，2021年全球电力行业投资将增长约5%，超过820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在新增发电投资中占主导地位，预计将占到2021年所有新增发电容量投资总额（5300亿美元）的70%。其余的则是对电网和储能的投资。由于技术的快速改进和成本的降低，如今在风能和太阳能光伏部署上花费一美元产生的电力，是十年前相同技术花费一美元产生电力的四倍以上。
图2 2019-2021年全球能源供应端各部门投资情况（单位：十亿美元）
可再生能源投资在拥有完善供应链的市场中蓬勃发展。在这些市场中，成本较低，同时监管框架提供现金流的可预见性，且对这些行业有深入了解的贷款方和融资方正在寻求可持续的项目来支持。企业部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清洁电力的需求也发挥了作用。2020年的大部分投资集中在少数几个市场，尤其在中国，风电投资显著增加。同样的情况也在美国和欧洲出现。2020年电力行业的资本投资连续第五年高于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投资。
电气化也是消费者投资支出的主要驱动力。在燃油经济性目标和零排放汽车要求的支持下，电动汽车的销量随着汽车制造商提供的新车型激增而继续飙升。
3、政策依旧是推动能源投资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复苏计划影响在一些国家逐步显现
在政府拥有更多财政空间并能够以低利率借款的经济体中，复苏战略为促进基础设施、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提供了重要机会。就基础设施而言，在2020年连续第四年下降后，预计2021年将出现反弹，预计中国和欧洲最为显著。如果美国拟议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获批，将进一步增强这一势头。
伴随经济复苏和相关复苏计划推出，2021年的能效支出将增加近10%。然而，在燃料价格相对较低的背景下，增长主要集中在政策明确支持的市场和部门，例如欧洲的建筑部门。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支出正在推动低碳氢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新领域的项目开发。
然而，尽管出现了上述积极复苏迹象，但清洁能源技术的刺激性支出远远低于确保经济可持续复苏所需的资金。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实施扩张性复苏战略的手段，一些经济体出现早期通胀迹象，导致人们对当前低利率环境持续时间的质疑。
4、净零承诺和可持续的融资势头尚未转化为清洁能源项目实际支出的增长
在过去的一年里，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纷纷提出到2050年左右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许多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界都围绕可持续金融团结起来，推出了基金和举措，以引导资本市场日益增长的可持续金融投资市场需求，并遵守新的披露规则。可持续债券发行迅速增加，2020年达到创纪录的6000亿美元，绿色债券的主流化越来越多地伴随着新型证券和基于绩效的工具，以支持更复杂的转型。
清洁能源企业在金融市场表现良好，近年来可再生能源企业的表现优于化石燃料上市企业和公共股票市场指数，波动性较低。尽管在2021年初出现了一些回落，但在2020年下半年价格出现特别强劲的上涨之后，估值仍然很高。
即使2021年清洁能源支出将增加约7%，但资金流动的增长速度仍高于实际资本支出。优质清洁能源项目仍然紧缺，此外由于没有足够的渠道将可用资金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以及缺乏能够将盈余资本与企业和消费者的可持续发展需求相匹配的中介机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5、尽管清洁能源投资正在温和上涨，但与应对气候变化需求仍旧相去甚远
预计2021年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效的投资达到7500亿美元，但仍远低于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投资。清洁能源投资需要在21世纪20年代翻一番，才有望将温升控制在低于2℃。而要实现1.5℃目标，则清洁能源投资需要增加三倍以上。转向与气候目标一致的能源路径取决于政府行动，包括对金融架构的关注，这些架构可以加速对市场投资，并促进早期技术的创新。正如IEA到2050年能源部门实现净零排放的路线图所强调的那样，政策需要推动清洁能源投资实现历史性激增。
图3 2017-2021年全球清洁能源和能效投资变化态势（单位：十亿美元）
政府明确政策信号不仅可以减少与清洁能源投资相关的不确定性，还可以避免投资可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政策调整速度的不匹配性（过快或者过慢）可能会产生风险。例如，如果电网投资步伐缓慢导致风能和太阳能光伏发展出现瓶颈，或者如果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商比其消费者更快地摆脱碳氢化合物。随着金融监管机构努力使资本流动与气候目标保持一致，实体经济进展放缓可能会导致投资者高估某些行业的价值，同时低估其他行业，使得行业发展面临挑战。
6、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当今的投资趋势与可持续发展路径之间差距更大
与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相比，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能源投资将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双重危机持续时间更加持久。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人口占全球近三分之二，但仅占全球能源投资的三分之一和清洁能源投资的五分之一。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这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从财政空间更小、融资渠道更受限的起点实现投资的大幅增加。疫情加剧了公用事业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其他主要投资参与者的财务压力，导致扩大获得现代能源的进度受挫。
7、化石燃料投资的平衡正向国有企业倾斜
随着企业从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复苏，上游石油和天然气投资预计将在2021年增长约10%，但支出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导致投资策略出现分歧。成本控制仍然是永恒的主题，但一些主要的国有石油公司正在寻求逆周期投资以获得市场份额。卡塔尔决定推进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LNG）扩张，并将碳捕集纳入其发展计划，这是保持其液化天然气领先地位的关键举措。
私营企业面临着控制石油和天然气投资组合的巨大压力。尽管价格上涨，但预计2021年主要石油公司在石油和天然气总支出保持不变，它们在上游总支出中的份额目前为25%，而21世纪前10年中期这一比例接近40%。
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在煤炭供应方面也很明显，投资动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在中国，政策优先事项是通过关闭效率低下的小型矿山，并投资于大型、全机械化矿山来实现该行业的现代化。在印度，国内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是减少煤炭进口。
总体而言，2020年燃料供应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投向了化石燃料（84%投向了石油和天然气，14.5%投向了煤炭），仅有约1.3%用于低碳燃料。当前的燃料投资支出既不足以满足当前的化石燃料消费发展趋势，也不足以实现未来的清洁能源发展目标。
8、新建燃煤电厂微弱增加的投资决策表明了煤炭发展正在走下坡路
随着可再生能源在新增发电投资中的份额不断上升，新建燃煤电厂的审批量急剧下降，比五年前下降了约80%。然而，2020年新燃煤项目的批准略有增加。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放宽了对新建电厂的限制，为更多省份的建设开了绿灯。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是另外几个2020年燃煤最终投资决策（FID）增加的国家。这三个国家总共批准了近5吉瓦的新煤炭产能。在印度，批准的数量降至1吉瓦以下，为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2020年中国的燃煤FID约为2010年水平的25%，印度不到5%。2020年，全球燃气电厂的FID略有下降，但仍是煤炭的两倍多（50吉瓦对20吉瓦）。美国新建燃气发电产能的FID大幅减少，抵消了亚洲部分地区（中国和印度以外）的增长。
9、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开始回升
伴随能源转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需要及时调整其投资策略以适应清洁能源转型的需求。这种调整策略包含不同的形式，包括承诺减少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端的排放，或投资于清洁电力或可持续燃料等新领域。
2020年，油气行业的清洁能源投资仅占其总资本支出的1%左右。然而，我们的跟踪表明，由欧洲大企业领导的多元化投资承诺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如果全年延续2021年迄今为止的表现，2021年油气行业用于清洁能源投资的资本投资份额可能会上升到4%以上。2021年第一季度海上风电项目融资额度明显高于2020年全年。
10、创新是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关键抓手，但2020年政府和企业在能源研发方面的支出呈现了差异化特性
2020年，公共部门的能源研发支出继续增加，其中低碳技术比重上升至80%。然而，由于疫情导致企业预算削减，私营部门的能源研发支出下降了约2%。为确保将新技术推向市场的能力不会因疫情受到影响，各国政府发挥着关键作用。
2021年初低碳能源创新投资大体上呈现积极态势。主要经济体强调创新和增加资金投入，作为其实现净零排放计划的一部分。到2030年，总共有超过5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可用于大规模低碳能源技术的重大示范项目，包括CCUS和其他减少工业排放的方法。另一个积极信号是到2020年低碳能源技术早期风险资本融资呈现出了良好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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