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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mall发布时间:Oct 18, 2018点击量:96490 来源栏目:采集报告

发布时间:2018-09-20

美国历来是个有大战略传统的国家,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就在于防止欧亚大陆重新出现一个主导型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美国从上到下、自政府到国防部乃至各军种,都有系列的相应战略规划。根据1986年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案》,总统每年需要向国会提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 NSS)报告,以系统阐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不过,在实践中,自罗纳德·里根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未严格遵守此规定,有时会间隔一年甚至四年,截至2018年,一共发布了17份NSS报告。国防部长领导制订《美国国防战略》(NationalDefense Strategy, NDS)报告,旨在阐述国防部执行国家安全战略的具体计划;自1997年起,国防部每四年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对美国的国防战略、项目和资源进行广泛的审查和盘点,并按照国家安全战略的要求确定军力结构、装备和预算计划。美军参联会组织制订《国家军事战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NMS),不定期发布成文的报告,意在明确美军贯彻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具体方案和措施。

维系全球的海上优势地位一直被美国视为主导世界的支柱,因为“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的中心,美国要影响欧亚大陆事务、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跨过两洋向欧亚大陆投送力量或资源”。美军海上战略即是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等的指导下,由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制订,重点阐述对海上环境的认知、战略目标的界定以及海上力量主要任务和能力等的政策文件。自1992年以来,美军成文的海上战略报告有三份,分别是1992年的《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2007年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和2015年的《推进、参与、常备不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除了这些战略文本,美军还有一系列的作战概念和战略指针支撑海上战略的实施,主要如1997年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陆》以及《海军作战概念2006》和《海军作战概念2010》(NOC10);为落实战略与作战概念,与海上力量有关的各军兵种也会频繁发布自己的战略规划与设计,有代表性的如2017年的《水面部队战略:重返制海》《对抗性环境中的濒海作战》等。完整的海上战略从上到下可分为三个体系层次:战略、作战概念及相应的条令如《海军条令出版物1:海上战争》。它们都是由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拟制,并由三大海上力量指挥官共同签署的顶层文件。

事实上,为应对冷战结束以来剧烈变动的国际安全环境,美军的海上战略转型一直在路上,目前仍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之中。

一、“由海向陆”战略的提出及演变

冷战结束之初,苏联的海上威胁不复存在。美国在冷战中建立起来的强大海上力量,足以在深海大洋碾压任何对手,当时的防御重点不是应对强有力的敌方远洋舰队,而是濒海地区的水雷、快艇和小型潜艇这类威胁。美国海军的作战对象由“蓝水海军”转变为“黄水海军”,甚至是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其作战环境也由远洋转变为近海甚至是沿岸,面对的威胁也由传统安全转变为包括非传统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问题。而远洋威胁的消失以及军事上的足够自信,也助长了美国在濒海地区运用军事优势达到政治目的的兴趣。1992年9月,美国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共同批准并颁布了《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的战略白皮书,将支援近岸和陆上作战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使得美国海军上百年的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马汉传统(On the Sea),转变为以力量投送和对陆打击为重点的科贝特传统(From the Sea)。因此,美军的海上战略重点逐渐从大洋上的海洋控制争夺转向濒海地区的力量投送,力量结构特别是主要的水面力量都围绕着航母打击群(CSG)和远征打击大队(ESG)进行集中,成为火力强大的海上堡垒。“由海向陆”于是成为美国在冷战后进行的第一次海上战略转型,濒海战斗舰和DDG1000项目的上马即是这种战略思路的突出体现。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军事战略重心转向反恐,海军更是被纳入到整个反恐战略体系之中,海军作战任务进一步聚焦近海和岸上支援作战,海军陆战队甚至成为“第二陆军”长期在中东地区作战。2002年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具有较大的优势,没有对手敢与之正面对抗,相反,恐怖主义和“失败国家”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成为美国需要应对的头号任务。针对恐怖主义集团或“失败国家”,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和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先后提出了“先发制人”和“不规则战争”的战略构想。为迎合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美国海上力量加速“由海到陆”的战略转向,特别强调全球快速机动和对陆打击能力。2003年的《海军作战部长指南》,前所未有地强调进攻能力,提出海军三大战略任务是“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航母战斗群改称为航母打击群,并减少了航母编队舰艇数量,在东西海岸各部署一支远征打击群(ESG)。2007年版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将前沿军事存在列为首要能力,提出全球力量分布要超越传统的部署区域,特别是非洲和西半球,以呼应从人道主义援助到日益严峻的反恐和其他非常规战争行动。

二、美国的海上战略焦虑与“重返制海”

近年来,美国在战略文件中日益渲染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认为美国的海上优势在冷战后首次遭遇严重威胁,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应用海上优势或制海权,强调“马汉又回来了”,要重夺制海权。这种认识也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1月19日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概要明确指出,“与中俄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才是当前美国为维护国家安全要必须首先考虑的威胁或挑战。”

(一)关于海上战略环境的认知变化

2015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实际上已有定论,认为美国面临的海上战略环境已经发生巨变,“失败国家”和恐怖主义虽然仍能构成广泛的重大挑战,但大国地缘竞争已经上升为头号海上威胁。“今天的安全环境已经与我们过去25年习以为常的战略态势截然不同,这需要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这种认知自2009年前后开始发酵,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美国对海权的重新审视,一方面是考察全球化、技术创新对海权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探讨新兴大国海上力量发展对美国海权优势的挑战。

首先,“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被认为是最大的威胁和变数。美国战略界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关注与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技术、战术再到战略的渐进过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安德鲁•克雷宾涅维奇(AndrewF Krepinevich)等人在其撰写的《军事革命》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第三世界国家掌握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高性能飞机等远程武器系统,美国遍布世界的前沿基地将遭遇严峻挑战,在冲突或危机时期,它们不仅不能给予盟友信心,反而成为美国的焦虑源头或包袱。2003年在《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挑战》的报告中,克雷宾涅维奇等人正式提出了“反介入/区域拒止”概念。此后不久,该概念被美军所接受,如2004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明确要求美军要增强在“反介入环境”中的行动能力。不过一直到2008年,美国军方仍只是泛泛的关注,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关注还停留在技术环境层面。

而2009年至2012年,“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介入作战概念》(Joint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的酝酿与发布,则标志着美军已开始从战术上严肃看待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无论是“空海一体战”还是“联合介入作战”概念,目标均直指“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前者强调网络化、一体化和纵深打击,意图直接摧毁反介入的平台、资源和网络;后者要求针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美军要增强“跨领域协同能力”,就是将不同领域内的能力进行互补性地利用,以建立联合领域优势,提供任务所需的行动自由(这两大概念在2015年1月8月被合并为《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JAM-GC)。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慑止和击败“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作为美军的六大主要使命之一。同年发布的NOC10认为美国海上控制主要面临着对手日益增强的蓝水海军、“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和信息战等方面的威胁。

2012年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发布,是继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安全和国防战略的又一次重大转变。美国宣布结束伊拉克战争,并成功击毙本·拉登,以反恐战争为首要任务的国防战略宣告结束。该国防指针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此前泛泛关注“反介入/区域拒止”有很大不同,此次重点强调了中国和伊朗等国构成的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要求美军提高联合行动介入、维持水下战优势、发展新的隐形轰炸机、加强导弹防御、提升重要太空平台的生存能力和效率。

2013年以来,美国战略界越来越认为,国际安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变,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单极主导地位已经丧失,中国在东海、南海的行为以及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行动,标志着大国战略竞争正在回归世界。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正在遭遇着强有力的竞争者、敌对国政府和装备精良的非国家组织的挑战。2015年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指出,“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日渐增长,正在构建和部署的“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对我们全球海上进入能力构成挑战。” 事实上,该战略将中俄等国带来的所谓潜在高烈度挑战列为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地缘环境和军事环境变化,这与2007年的海上战略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由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广泛扩散,濒海地区正成为最危险的地缘空间,平台越大、风险越高。美国海上力量的中坚——航母打击群的生存和能力可信度正在下降,特别是在接近强大对手的濒海区域。海上环境的这个重大变化将给舰队带来战术、操作以及战略层面的诸多影响。而且,美国越来越将“反介入/区域拒止”看成是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并积极寻求战略回应。美国著名海权战略专家萨姆·探戈里蒂(SamJ. Tangredi)认为,要想切实有效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仅凭军事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包括政治、外交和经济等手段在内的整体战略。

其次,美军也越来越重视中国海军的远洋行动能力和俄罗斯的海上复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除了潜艇之外,美军并不太在乎其他大国海军的威胁,但近两年,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俄罗斯海军的复兴,美国开始重新担心自己的海上主导地位和海洋控制能力。“一些对手在精确制导武器、岸基传感器以及区域内的空中和水面平台等方面有足以抵消美军力量的巨大优势,能够将海上拒止能力升级成夺取和维持制海权的能力”。从在濒海地区的自由行动受限到可能失去制海权,美国对中国等新兴海洋大国的焦虑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近期诉求是要构建在印太地区的区域霸权,长远来看是要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目前,海洋已成为全球大国竞争的角斗场,美国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在全球层面、全领域挑战美国(海上霸权)的能力。

最后,所谓“灰色地带”策略或竞争被看成是最重要的新兴挑战。按照美国防务专家的定义,“灰色地带”是指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它可以发生在国家内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这种对抗通常发端于执法力量或其他非军事力量的摩擦,对现状的改变是渐进的,性质介于执法与战争、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模糊地带。之所以称之为“灰色”,是由于其有以下三大特点:冲突性质的模糊、参与行为体的不透明、相关政策与法律框架的不确定。中俄采取的这类灰色地带策略虽然不至于突破传统高强度冲突的门槛,但却在利用太空、网络和电磁空间规则的缺陷或漏洞,改变国际秩序。

“灰色地带”理论是美国战略与防务界近些年发明的新概念,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维权行动被视为“灰色地带”理论的典型实践。美国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正在这些地区持续不懈地推进其海上主张,在避免与邻国和美国爆发战争的前提下,不断通过岛礁建设和执法对抗渐进改变争议现状,并持续“损害”美国的战略信誉和信心。在海上亚洲,美国面临的最大现实“威胁”不是来自中国“挑起”的战争,而是中国“发起”的各类“灰色地带”的胁迫。

(二)“重返制海”战略构想的目标与内涵

2010年的美国《海军作战概念:执行海洋战略》把海洋控制定义为“在陆军、空军以及其他力量的恰当地配合下,运用海上力量在关键海域有效达成军事目标的行动。” 2017年5月发布的《未来海军》白皮书明确了美国海军在远洋、近海和濒海地区不同的控海任务,要求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海域,美国海军都必须要具备攻击、欺骗和防御敌方导弹、潜艇、网络和电子攻击的足够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当今的海洋控制涉及水面、水下、水上、太空和网络等所有的领域,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而美国近期炒作的“制海”实际上是要谋求对包括海域在内的立体空间的掌控,已远远超出传统海洋控制的范围与内涵。

很大程度上,海洋控制并非是一种要实现的目标和现实,而是一种能力。狭义的海洋控制通常被理解为对海洋交通线的掌控,以便自身对海洋的军事和商业利用,同时阻止对手使用海洋。广义上讲,海洋控制指的是,在战时利用特定海域及其上覆空间实现军事和非军事目的的能力。在和平时期,没有哪国的海军实现了事实上的海洋控制,海洋控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海上影响。在两个海上强手的较量中,完全控制海洋为己所用或完全阻止对手使用海洋的情况,是不太可能的或较少出现的。

“重返制海”即为重返海洋控制(Returnto Sea Control),旨在维持美军在全球海域的自由行动能力,并阻止对手利用海洋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海洋控制是实现全域进入、威慑、力量投送和海上安保等海上力量其他战略目标的前提,美军重提海洋控制至少有以下两层意思:一是重新将确保美国对全球海洋特别是濒海地区的海上优势作为海上力量的主要任务,弥补过去二十多年所忽视的高强度对抗能力的建设与维系,如反潜、电磁对抗、反舰作战和区域防空等,以适应竞争和对抗激烈的海域。美国战略界认为,这些年美国海军久疏战阵,早已习惯对全球海域的绝对掌控和任务海域的自由与非竞争性。二是赢得新一轮的海权竞争,虽然美国对自己的海上优势仍十分自信,但随着中国的海上崛起以及俄罗斯海上力量的复苏,美国在濒临欧亚大陆的部分近海区域确实无法再随心所欲。特朗普政府的首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都重点谈到了中国在“印太”地区给美国带来的海上挑战,凸显了美国的海上焦虑和重启海权竞争的战略意图。另外,海权的竞争历来都是力量和规则两个层面,美国所谓的“重返制海”实际上也包含对海洋规则和秩序的再确认或强化掌控,防止中国等国家通过战争或非战争的方式改变地区安全规则。

(三)实施路径和手段

为了推动并实施海上战略转型,美军已经开始全面布局,并全力进行路径和手段创新:

第一,增加作战平台数量。美国军方、国会和战略界都认为当前的美军舰队规模已经日益无法胜任美国海军所承担的繁重复杂职能,对增加舰艇数量已是异口同声。根据《2016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国会授权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米特(MITRE)公司和海军分析中心三家机构对2030年的舰队结构进行前瞻性研究。虽然三家机构对舰队的具体组成有较大差异,但都认为舰队规模应维持在350艘军舰左右,其中包括有人和无人作战系统。2016年12月15日,海军抛出了一个355艘船的海上兵力结构目标。不过,这个目标并不能迅速实现。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估计,美国海军最早能实现355艘目标的时间也在2037年。如果在大规模造舰的同时,对现有的一些大型舰船进行延寿,将在2028年左右实现355艘的目标。

第二,创新作战概念。除扩展舰队规模之外,创新作战概念是另一大重要路径。为此,美军要建设一支规模更大、部署更分散、作战能力更强的舰队。自2009年以来,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等积极在军种内外探索新的作战概念,这包括“空海一体战”、联合介入作战、全球进入和濒海作战等。其中,“分布式杀伤”被视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作战概念,是“重返制海”的主要战术路径。2015年初,美国防务界开始酝酿“分布式杀伤”(Distributed Lethality)概念,最先的讨论发布在《美国海军学会学报》,由美军水面部队司令托马斯·罗登(Thomas Rowden)等人发起。2017年1月的《重返制海》文件详述了“分布式杀伤”的概念内涵。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分布式杀伤”有三要素:(1)增强每艘舰艇的进攻能力,将每一个平台和单位都尽可能地武装起来,从驱逐舰到濒海战斗舰,从后勤补给舰到两栖登陆舰,以击败强大对手。将火力分散部署在更大数目、战略价值较低的舰船上,有助于扭转目前对美国不利的海上环境,增强美国的战略纵深,并降低误判的风险。(2)尽可能地分散化部署力量,将力量广泛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迫使对手同时应对大量的目标,并面临来自不同地理空间的进攻。(3) 给予舰艇复合型的资源以坚持战斗。增强每艘舰船的防御能力,以更好地应对来自太空、网络、空中、水面和水下攻击;通过新的网络和战术,最大化利用舰艇间日益提升的联合防御能力;即便是在有战斗损失和指控系统退化的环境下,也要能够战斗。目前来看,“分布式杀伤”的建设重点是水面部队,特别是要提升舰船的反舰作战能力。这些概念的假定作战环境和假想敌,都与中国有关,多数概念都是直接瞄准中国的。

第三,研发颠覆性技术或作战平台。技术创新和质量优势一直是美军的建军法宝,在国防投资领域,美国一直试图保持相对其对手一代至两代的技术差距。不过,美军认为当前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速度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创新机制和官僚体系跟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如果没有重大变革,美国将在海上主导地位的竞争中失败。

随着中俄等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精确制导武器的全球扩散,美国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构建的技术优势正在快速减弱,而中国等国却正在对美国形成一定的数量优势。对此,美国国防部于2014年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试图通过利用美国在无人系统和自动化、远程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以及复杂系统工程与集成方面的“核心能力”,以更多元的方式来投送力量,从而能够在总体上反制对手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方面的投资,抵消对手的导弹库存或数量优势。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JohnRichardson)认为,一支更好的海军(abetter navy)需要致力于提高每一艘船的作战能力,它们包括定向能、高功率微波武器、激光武器、电磁战和无人系统等。美国海军近年来在无人和智能系统领域投资巨大,在其2019年预算中,MQ-25“黄貂鱼”的研发投入居然超过了哥伦比亚潜艇,达7.19亿美元。即将服役的MQ-25“黄貂鱼”、即将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的MQ-4C高空长航时侦察无人机以及MQ-8旋翼无人侦察机将大幅提高海军航空力量的自主能力。

美军对“水下战”寄予厚望,认为该领域最可能产生颠覆性技术。伴随技术的进步,人类对深海的全面感知及在深海大规模的活动正在成为现实。大数据能实时运行复杂海洋模型,新燃料能提升水下平台的续航和隐身能力,用于长时间军事行动,无人潜航器(UUV)和远程潜航器已开始普遍用于深海活动,新的通信技术可能使得水下远距离的常态化沟通成为现实。美军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进行水下系统或水下战的规划与设计,海军部曾先后发布多版《UUV总体规划》和《水下战纲要》。2015年发布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提出,为了实现海洋控制和力量投送,美国将会进一步探索水下技术,提升水下传感器性能,提高反潜作战能力,发展水下潜航器。按照规划,美军将通过大力发展以UUV为主体的自主水下战装备,构建起包括潜艇、潜射无人机、分布式反潜系统、深海基地等装备和系统的立体水下作战体系。

第四,大战略路径在于发掘盟友能力。在相对实力下降的背景下,美军在海上战略转型过程中必然更重视盟友的作用和贡献,这包括权力和规则两个维度。同样是重视盟友作用,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有较大不同。前者基于权力现实主义理念,在“美国优先”的认知背景下,更强调盟友的付出,要求盟友为自身安全和美国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后者在自由主义霸权原则的影响下,更强调盟友体系对于美国维系全球领导地位的作用。随着自由主义的感召力大幅下降,美国可能将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主义路径,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做法实际上很有代表性,即非常重视挖掘盟友潜力,释放盟友能力,同时为自己减轻包袱。今后,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进一步“去虚就实”很可能会常态化,一定程度上将不受政府更替的影响。

其具体做法则是一方面要求盟友提高预算比例,更多购买美国武器,加强自主防御能力,当然美国也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军事援助;另一方面,牵头或参与一些地区安全网络,推动盟友及伙伴们的合作,加强合力。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概要》报告就着重强调了如何在“印太”地区激活包括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及韩国等在内的所有关键节点,组建全区域的安全网络。美国之所以将“印太”战略和“印太”概念提到如此高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即是为了更好地整合整个“印太”地区的资源,以更好地制衡中国的“海上扩张”。在新的合作理念之下,美国很可能会给予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等盟友或伙伴更多的自由度和空间,鼓励它们在“印太”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以弥补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带来的实力不足。

三、当前美军海上战略转型的主要特点

此次海上战略转型发生在全球海上战略格局巨变、全球性海上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大背景之下,对于美军而言,也将是自19世纪末以来的最重大、最复杂的战略变革。对比美军此前的历次海上战略调整,有三大特点非常突出。

(一)强调联合与合作

无论是在战略设计、作战概念创新还是装备研发等方面,此次转型过程中,美军都十分强调联合与合作。一方面,海上力量各军种——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间的融合与联合日益增强;另一方面,除了联合制定海上战略文件外,近年来三方在作战概念和条令更新方面的一体化程度也越来越高。2013年1月,三方联合发布《海上安全合作政策: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的联合视角》(MaritimeSecurity Cooperation Policy: An Integrated Navy-Marine Corps-Coast GuardApproach)文件,规划了从行动、计划到机构协调的系列合作政策,以维护海上安全。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和一体化程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015年 8 月,美国海军作战部负责作战、计划和战略的副部长、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发展和一体化的副司令发布了一份规划指令,正式确定了“对抗性环境中的濒海作战”概念发展小组的任务指南。该小组旨在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构建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以实施一体化海上作战、陆上作战、海陆双向作战。经过相关的演习和训练验证后,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将海军陆战队纳入合成作战指挥体系、将合成作战司令部确定为两军种常设指挥机构的问题上形成共识,认为常设合成作战机构有助于同时进行一体化的进攻和防御性作战行动,以应对多个目标和多种威胁的结论。海军作战出版物《合成作战:战争战术层面的海上作战》(NWP3-56)进行了修订,包括让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指挥官担任作战指挥官等新的调整内容。

2015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指出,为应对日益增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美军成功的关键在于提升联合互操作性(Joint Interoperability),在军种、盟友、跨部门和商业伙伴之间部署更安全、更具通用性的系统,这包括联合信息环境、全球一体后勤和一个整体的联合ISR计划。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强调与盟友间的军事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指出互操作性是作战概念、通信、情报共享和设备等所有联合行动要素中的首要问题。“分布式杀伤”概念不仅要求美军海、空力量之间能充分进行传感器情报信息共享及火力协同,通过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Integrated Air andMissile Defense, IAMD)和海军综合防空火控(Naval Integrated Fire Control-Counter Air, NIFC-CA)等系统,最大可能地发挥每个作战单元的潜能和整个体系的效率,还希望通过联合的武器研发和部署,在全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分布式海上力量网络。例如,随着越来越多的盟国部署“宙斯盾”系统和购买联合攻击战斗机(F-35),盟友间武器平台的通用性和联合作战能力将大大增强。

(二)自下而上与自外而内的酝酿

美国1992年和2001年的战略转型都是由重大事件推动的,前者是由于苏联的解体,后者是因为九一一事件。因其事发突然,所以都是自上而下的战略设计,海上战略是依据当时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等上位战略文件迅速确立的。而2009年以来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虽然国际海上安全环境确实在发生巨变,但这种变化是渐进的,是不易为人所迅速感知的,往往是智库或军兵种率先做出思考和研究,然后相关成果在军种、跨军种的报告内得到体现,最后被国防部甚至政府纳入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如“空海一体战”作为一个军种间的联合概念,经过几年的研究与论证,后被参联会的JAM-GC所吸收。而海军、海军陆战队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认识以及应对思路,最后也体现在2015年的《海上战略》之中。至于“反介入/区域拒止”和“分布式杀伤”等概念本身,实际上是自外而内酝酿的,最先是由战略预算与评估中心、海军学会等智库提出和探讨的,后来逐渐被美国海军、国防部和政府所接受。

美国海军在海上战略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概念和理念还被其上位战略文件如《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所接受和采纳。特朗普政府的首版《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在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和“印太”战略形势等的认识方面,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前美国战略界对中美海上地缘竞争的认知和共识。这两份报告的文本中大量使用了海上胁迫、重构区域秩序、南海“军事化”等此前海上战略相关文件中的措辞。如,“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策略被用来强化地缘政治野心,中国在南海建立军事基地的做法危害自由贸易、威胁其他国家主权,并破坏地区稳定。”

(三)聚焦“印太”及中国

“重返制海”战略很大程度上催生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印太”战略中的首要关切即是维系海上主导优势。“印太”地区无疑是美国此次海上战略转型的焦点。而美国此次“印太”战略的核心在于军事安全领域,主要目的是防范中国的海上崛起,维系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缘主导地位,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海洋地缘竞争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大陆的濒海区域一直是美军海上战略的实施重点,特别是2012年美国启动 “亚太再平衡”战略后,美军海上战略聚焦亚太的趋势更加明显。“亚太再平衡”战略特别是其军事内涵深得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特朗普上台后,美军全球部署重点转向亚太依然在加快进行。美军在亚太地区两个60%的2020年目标有望提前实现,即,至2018年3月,亚太部署的水面舰艇和海外空中力量已接近60%,潜艇力量甚至超过60%。2017年底,美、日、澳、印宣称要打造“印太”战略,特朗普政府已正式以“印太”替代亚太的地缘概念。2018年5月30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凸显了对印度洋战略地位的重视。

确立“假想敌”向来是美国制订海上力量发展方向和海上战略的首要课题,将竞争对手预设为假想敌并进行战争准备一直是美国海军军政精英推动海军建设的传统。新一轮的海上战略转型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或中国因素,中国逐渐成为美国头号的海上“假想敌”。如上所述,自2009年以来,中国就成为美军的重点针对对象,美军一系列的战略、概念和设计等均为中国量身打造。起初还较少指名道姓,2015年开始,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海上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趋于公开化。2015 年2 月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坚决反对以任何胁迫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其后,在美国海军作战部、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中,指责中国在维护主权主张时使用武力或恐吓其他国家,加之中国军事意图缺乏透明度,导致了地区紧张和动荡,可能带来误判甚至紧张升级。同年8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亚太海洋安全战略》量身定制地针对中国。报告认为,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对美中关系有严重影响,特别是中国的海上与空中行动,已大幅增加“不安全与不专业”的行为,其对于美国与美军的政策目标乃至于美军官兵的安全都产生“威胁”。

四、美军海上战略转型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

迄今为止,美军“重返制海”的战略转型的顶层设计已趋于完成,实施路径和手段也日渐清晰,未来的重点在于贯彻落实。当然,对于美军而言,这次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转型将永远在路上。在作战概念、装备研发等方面,美军还将不断推陈出新;随着国际局势不确性因素的日益增多,美军的海上战略转型也必须随时进行局部调整以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能够确定的是,在国际格局不出现剧变的情况下,美军此次海上战略转型的大方向将继续保持。鉴于特朗普政府首版《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对大国战略竞争的大书特书,美国国内在该问题上的强烈共识,海上战略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应该是已经确定的,变数在于美国究竟能走多远?能推进到什么程度?从大趋势来看,美军的海上战略转型将面临着战略透支、预算困境和技术发展不确定性的三大挑战。

(一)战略透支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海域的超强权势是建立在中俄等国家海上力量过度弱小的基础之上的,随着中国的海上崛起和俄罗斯的海上复兴,这种地位势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长远来看,世界海上力量格局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极化,虽然美国仍要比其他极强很多。

二战结束以来,导弹、远程空中力量、信息技术及航天科技等的发展,使得强机动性和远程投送不再是海上力量的专利;而“反介入”技术的大量运用也加大了海上力量的脆弱性,特别是在临近大陆的海域。在特定区域内,大陆强权相对于海上强权形成了一定的天然战略优势,一些海权专家将大陆国家的这种海上权力称之为“大陆海权”,这种理论认为陆基战斗机、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等武器能够使沿海国家在不必拥有强大海上舰艇编队的情况下,即可屈人之兵。在这种技术条件下,世界海上“老二”、“老三”甚或是中等国家都可能在特定海域对世界海上“老大”形成局部优势,传统的海洋霸权越来越难以构建和维系。可预见的将来,中、印、俄等后发海上强国虽然都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但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在北部印度洋,俄罗斯在北极附近海域都有改变权力格局的潜力。长期来看,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世界海上力量格局将更趋多极化,而且处在“自己活也就必须让别人活”的时代,由于缺乏大规模战争的快速洗牌,国际海洋政治格局也必将日趋多极化。

美国当前的海上战略依然要求确保对所有海域的控制和战略优势,完全不考虑已经变化了的力量对比,目标与能力之间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巴里·波森(BarryR. Posen)认为,美国大战略的基础是克制。由于海洋把美国与欧亚大陆隔开,并为美国提供了有效的防御壁垒,加上美国的核威慑和欧亚大陆先天的相互权力制衡,难有国家或集团能对美国本土安全形成挑战,但美国也越来越没有资源能力维系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其代价过大且无甚必要。

此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和岸上治理缺失等全球性海洋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应对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各主要海上力量的主要职责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大国,美国在全球都有着广泛利益,同时也有着广泛的责任,一旦这些海上安全问题的危机升级或扩大,美国将不得不再次面临类似九一一事件后的战略困境。眼前威胁和潜在威胁的平衡往往很难把握,过于关注眼前威胁会显得保守,而过于忽略眼前威胁、夸大潜在威胁则是典型的战略冒进。在操作中,美军很难能够完全忽视上述海上安全问题和危机,转而全力应对中国等国家带来的所谓潜在战略挑战。

(二)预算的困境

美军内部、国会和战略界人士几乎都认为预算将是美国振兴海上力量、重返制海的最大挑战和变数。

按照重返制海的战略构想,需要大幅增加装备及人员数量,创新作战概念并加强颠覆性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它们成功实施的前提是预算的大幅度增加。然而,国防预算不可能在政治和经济真空中来设计,美国政府需要平衡军费开支与经济社会发展预算间的关系,而美国政府当前及未来的财政预算结构和发展趋势并不支持国防预算的长期大幅增长。

由于债务利息、社会安全和医疗等费用的持续上升,加之预期的收入减少,美国联邦政府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的强制性开支(entitlements or mandatory spending)所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攀升。如果各项自主或弹性开支(discretionary spending)再得不到切实的削减和控制,未来几年,美国联邦的年度支出占整个GDP的比例将很快突破21%,至2027年,甚至将达到 23.6%,而过去50年的平均数是20.3%。财政赤字则将从2017年的-3.6%扩大到-5.2%。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幅削减弹性开支,从2017年的6.3% 降到2027年的5.3%,这要求同期军费与GDP的占比从3.1% 削减到2.7%。即便水涨船高,整个GDP增长了,税收净值也明显增加了,国防预算额度有望保持一定的增长比例,但显然空间并不大。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在全面强化军力,使得本就紧张的资源更加紧缺。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按照特朗普政府的扩军强军计划,至2027年,美国的基础国防预算将增加到6880亿美元,而2018年至2027年期间,累计增加的成本费用高达6830亿美元。基于目前的计划,2018年至2021年的预算将确定无疑地触及《预算控制法案》(BCA)的上限,超出2950亿美元。这些测算都还未考虑海外紧急军事行动(overseas contingency operations, OCO)的费用,如果美国遭遇重大突发情况甚至是战争,海外紧急军事行动的支出往往都是天文数字。尽管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高达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较上一财年增长约14%。但至少到2021财年之前,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依然有效,真实的拨款额必然会较授权法案的额度有较大缩水。事实上,即便按照理想的增长幅度,每年多出来的几百亿美元,要实现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抱负依然是杯水车薪。

在陆上、空中、网络、太空及核武器等所有力量都在计划强军的背景下,军种间争夺预算和资源的斗争将更趋激烈,海上力量和主要围绕海上对抗而投放的资源就变得更不确定。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算上军舰制造、舰艇行动及运营支持的成本,与此前308艘舰艇的设想相比,以201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355艘的方案将需要平均每年增加110亿至23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舰载的飞机、无人系统和武器等的费用。要想不突破《预算控制法案》的预算限制,不打破军种间的政治平衡,就必须削减其他国防项目的经费。

无论是水下战的探索,还是分布式杀伤概念,都要求要么进行重新配置国防资源,要么大幅增加额外预算。考虑到海军建设周期长,维护和支持成本高,对已有国防项目计划的随意更改并不现实,且会造成巨大的预算浪费。出于扩大与对手技术优势的考虑,美国不可能放弃研制高精尖平台,现有福特级航母和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的费用接近4000亿美元,这更使得预算的腾挪空间相对有限。而一些中小平台的组网与新型作战概念的验证及运用代价也不菲,同样需要大笔的预算去支撑。尤其要指出的是,随着军队装备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现今装备不仅造价越来越高,而且使用与维护的成本也日益攀升,国防科研费、装备购置费和装备维修费三费的比例,基本保持在0.7∶1∶0.95的水平。

另外,即使年平均预算充足,但如果预算不够稳定,也会给海上力量的建设带来严重影响。鉴于海上力量建设的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如大规模战争,其装备研发和采购预算可能不得不暂时做出一定的牺牲。正常进程被打乱后,即便后面压缩的预算能成功弥补,项目的周期和成本都将大幅增加。例如,此前,“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SSBN-(X)”就曾因为美军深陷伊拉克战争而使研发预算一度紧张,这直接导致了整个项目进度的延缓。

(三)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

在美军的此次海上战略转型中,技术创新被赋予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无论是力量建设还是作战概念创新,都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撑。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工业化程度与规模,发展和使用高科技武器装备的难度与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以往的时代,研发周期往往持续十年甚至二十年,科技创新的难度急剧增大。与此同时,技术更新换代太快,对手的战略和作战平台都在急剧变化之中,超前的预研、预置变得异常困难,美国不可能再像第二次“抵消战略”那样花二十来年的时间从容地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武器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被誉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如3D打印、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都是对已有技术的集成化运用,还算不上颠覆性技术。或者说,有可能改变海洋空间和海洋政治格局的新技术还没有出现,尚在酝酿和试错阶段。目前,第三次“抵消战略”还处在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阶段,未来美军能否探索出一系列能够形成代差的颠覆性技术尚未可知。

此外,美国此次“抵消战略”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与前两次“抵消战略”所处的环境有极大不同。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世界分工,加之通讯技术日新月异和信息的加速扩散,军事技术的加速扩散变得不可避免。即便美国能成功地发展出一种颠覆性技术,也根本无法阻止中俄等“对手”进行学习和模仿。

五、对中国的威胁与影响

毋庸置疑的是,美军此次海上战略转型的主要动因和针对对象都是中国,其“重返制海”海上战略的实施必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海洋战略和中美关系构成严峻挑战。

(一)加剧中美间的战略竞争

关于中美间的海上地缘竞争,美国相对谨慎的观点认为,对于中国的海上崛起,美国在现实实践中唯一需要确保的就是,不能在东亚地区介入与反介入的竞争中失败,因为如果没有对该地区的自由进入,美国在东亚传统安全战略的核心原则将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但在近些年,美国对华的战略焦虑正变得日益夸张而泛化。按照美国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的相关表述,大国战略竞争是第一位的威胁或挑战,印太地区又是最优先的区域。考虑到中美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所谓的“印太”,中美的战略竞争又带有鲜明的海上博弈的特征,中国实际上已经被美国当成第一位的海上战略挑战者,即最大的“假想敌”。这意味着自2010年前后兴起的“中国海上威胁”,在顶层设计方面已经盖棺定论,在谁是最大潜在“敌人”的问题上美军将不再犹豫,下一阶段的重点是探讨如何应对。一旦美军围绕“中国海上威胁”进行全面动员和全面竞争,中国承受的海上压力将前所未有。

自冷战结束以来,军事关系就是中美关系中的短板,中美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战略竞争是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中美在海上的摩擦也确有升级的趋势。然而,这些负面因素尚没有上升到影响全局的程度。眼下,美国将中美间的海上地缘战略竞争凸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高度,必然进一步加剧中美间已有的战略竞争。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将中国台湾地区作为一个重要结点纳入印太安全网络等举动,表明台湾地区在美国亚太及海上战略中的地位呈现上升趋势。在海上战略转型的背景下,美国打“台湾牌”的冲动大幅增加。而且,这种竞争已不再局限于东亚近海,还很可能扩展到印太甚至是全球区域,此前围绕台湾地区、南海等具体点的冲突将演变成“印太”整个面的对抗;这种竞争也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还是地区战略、区域秩序和国际规则等的全面博弈。

历史经验和权力转移理论都表明,两国力量快速接近的过程中,摩擦与冲突的风险也在同步聚集。未来十至二十年间,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和“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将突出表现在海上。中美在核导、太空等战略疆域中的能力差距甚大,目前中国仅能对美构成非对称性的制衡,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也决定了今后这方面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参照美国的规模;网络领域,鉴于其军民两用属性和相互依存的特征过于明显,竞争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控制;而唯有海洋领域,双方最可能在西太平洋的局部区域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加之海上力量建设和海上竞争日益成为一个全频谱的军事博弈进程,海上战略竞争定然会波及其他领域的互动。考虑到中美海上竞争的战略影响,美国海上战略的转型不仅会加剧海上的竞争,还会恶化中美整体的战略安全关系。

(二)增大中国处理涉华海洋争议的复杂性

涉华海洋争议问题一直是美国推动海上战略转型、实现亚太战略目标的有力抓手。自2014年年初,美国在南海等问题上开始走向前台直接介入。随着对中国海上崛起的日益焦虑,基于地缘政治竞争的考虑,美国会有意忽略事情的是非曲直,放大中国海洋维权行动的战略意义和“威胁”。甚至于将中美在东亚海域的角逐和斗争,上升至事关东南亚国家乃至整个印太地区是跟美国还是跟中国走的战略性问题。可以预见,在地缘政治思维作祟下,中国今后在南海、东海的维权行动必会招致美国更强的反应。不过,迄今为止,美国虽然持续加强对涉华海洋争议问题的介入,但尚保持一定的平衡和底线,至少在主权归属问题仍保持一定的模糊性。

如果海权竞争被继续拔高,美国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将可能进一步后退。虽然美国依然试图在主权问题上保持中立,不希望“选边站”,但美国却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到争议的解决进程之中。美国在对主权问题保持中立和参与管理争议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很难实现平衡。正如傅泰林(Taylor Fravel)担忧的那样,如果美国不仅在过程当中而且在主权立场方面,都与其他国家站在一起反对中国,有关争议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大的影响,变成中美竞争的附加因素。事实上,这种担心在南海正在成为现实,中美摩擦与对抗业已成为影响南海局势走向的最大变量。而在美国关于南海政策的宣示中,“不选边站”被提及的频率和次数大幅减少。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尚未定型,但美国已在多种场合向中国提出了如下要求:一是接受“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二是停止岛礁“军事化”;三是放弃南海“断续线”;四是与东盟国家达成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不再采取新的“胁迫”行动。与此同时,美军明显加强了在南海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巡航、抵近侦察和军事演习等的频率和烈度。在主权问题上“选边站”的风险很高、道义和国际法成本很大,但由于海权竞争已然在近两年被不断加码,美国显然越来越难以把握主权中立和实质介入之间的平衡,国际法原则可能将不得不逐渐让位于权力政治。

一旦美国完全弃国际法和国际道义于不顾,在主权问题上明确支持菲律宾、越南和日本等国,将产生更为恶劣的后果。首先,中国面临的法理战和舆论战形势会更加严峻。美国直接在法理上支持另外的争议方,意味着美国将在主权归属问题上直接与中国交锋,而此前美国更多的是在幕后。美国是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南海问题发展的重要见证方,对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具体问题有较强的解释和塑造能力。加上其特殊的话语权优势,美国在法理和舆论上将对中国构成空前的压力。其次,这会进一步助长相关争议方与中国斗争和博弈的信心。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对美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并不满意也并不托底,即便美国近年来加大了对它们的支持和在争议问题上的介入力度,在日菲等国看起来,美国仍在试图保持模糊和弹性。如果美国明确在主权问题上的表态,无疑将给日、菲等国带来一剂强力的兴奋剂。在得到美国看起来无保留的支持之后,这些国家在与中国的博弈中必然更加大胆,这将刺激东海、南海局势的再度紧张,给中国管控争议、稳定局势带来新的变数。

(三)战术风险与危机升级

美军正在发展的诸多新作战概念将打乱现有的指挥链条,一定程度上会使得高层对军事行动的控制程度下降,这加剧了与中国军警在现场摩擦与冲突的风险。“分布式杀伤”概念的实践必然意味着指挥权的分散或下放,舰长们必须被赋予独立作战的权限,这将破坏现有以航母打击群(CSG)和远征打击大队(ESG)为主的指挥链条。美国海军也坦承,分散部署和行动的效率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同僚间和上下级间的相互充分信任和准确理解,这存在一定的风险。

对无人系统和智能武器的重视和越来越强的依赖无疑会削弱美军使用武力的政治和道德限制,从而将降低冲突或战争的门槛。无人系统和智能武器会让指挥官和战士远离战场和其行动造成的伤害,减少自身的伤亡,从而降低发动战争行动的政治风险和道德压力,我们在美军的反恐战争中已经看到了这种无人系统引发的武力滥用。自主武器系统的使用在国际法上尚有很多灰色地带,竞争的加剧或对提高能力的渴望都会刺激美军放松对其的使用限制,机器一旦代替人做决策,传统的政治和道德限制就可能会被忽略。即便美军仍试图限制自主系统的决策权,并努力使得自主系统的使用符合国际法,但自主系统的应用也会大幅度压缩决策者的反应时间,几秒钟的沟通延迟和几分钟的犹豫就可能导致任务的失败或武器平台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自主武器系统的行动和反应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先设置的算法,一旦它们进入行动模式,后面的进程将不再为人所能掌控。

在反介入与区域拒止的行动环境中,美军对自主武器系统的指挥和控制链条将变得不那么可靠,这将增加危机管控的困难和变数。自主系统能够进行深度学习,但却难以理解复杂的战略与外交问题,如果中美在南海发生冲突,自主武器系统的介入会使得危机更难缓解。无人系统和智能武器始终存在“失控”的风险,这些平台本身就可能成为摩擦和冲突之源。美军日益仰仗无人和自主系统,在中国近海及重要海上通道附近大范围部署无人潜航器,这增加了中美两军摩擦冲突的概率,类似2016年12月发生在南海的无人潜航器事件很可能将会频繁发生。美军自主无人系统的活动还可能会损害中国在近海的资产,对中国的海上平台和人员构成威胁。

六、结论

美军此次海上战略转型发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转移、第四次科技革命加速发展和中国等新兴力量海上崛起的大背景下,从讨论酝酿到正式提出“重返制海”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2012年至2015年是较为关键的一个阶段),在美国国内有着广泛的战略共识。2015年之后,此次转型的框架和趋势已经较为明朗,未来美国无论谁上台执政,都不太可能轻易改变其发展的大方向。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军的第二次海上战略转型,也是特点非常鲜明的一次战略调整,必将对今后的国际海洋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在2015-2016年间,美国海军恢复中断了74年之久聚焦争夺海洋控制的高烈度冲突的“舰队问题”(Fleet Problem)演习,也充分表明了此次转型的战略意义。虽然中国极尽谨慎克制,不愿意与美国进行海上地缘竞争,但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美军此次海上战略转型的最大“假想敌”或针对对象。除非美国国内发生剧变或国际上出现新的重大威胁,否则中国不能对此抱有幻想。美强中弱的整体海上战略格局将会得到长期保持,是否进行海上战略竞争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中国。不过,今天的世界毕竟不同于马汉的时代,中美间的海上战略竞争形态很可能是长期的战略相持和战略消耗,而非“决战决胜”,博弈会更加复杂,但相互调适的空间也会更大。另外,中美海上战略关系并非是完全的零和游戏,中美海上战略竞争仍带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在西太平洋以外的全球其他广袤海域,却是合作大于竞争。面对美国挑起的海上战略竞争,中国无法回避,但是完全具有管控竞争节奏和烈度的能力,可以对进程进行塑造和引导,同时强化与美国在应对全球性海上问题的功能性合作。通过长期的斗争与合作,推动中美海上战略格局重新走向稳定。

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作者:胡波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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