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农业生产领域突出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优质农产品需要与供应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措施加以推动。但从根源上来讲，良好的生态环境、健康的生产环境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则是实现农业生产环境健康的有效途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进行了顶层设计。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下面简称《实施方案》）的出台恰逢其时，对高质量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提升农产品质量，以及乡村生态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方案》有助于农业绿色发展和乡村生态振兴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路径及保障。新发展阶段，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日益增长的生态产品需求也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旋律。要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农业的绿色发展，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既是重要的领域与内容，也是有效的抓手。同时，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有利于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以破解绿色壁垒的约束，这也是未来实现农业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改革40多年来，农业生产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水土资源的过度利用及生产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农业面源污染逐渐成为生产环境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对农业绿色发展而言，耕地土壤质量及灌溉用水水质的保护是核心，更是根基。高质量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不但可以实现源头减量，减少面源污染物的流量，而且可以通过采取农艺措施，减少面源污染的存量，由此改善农业生产环境质量，实现生产环境系统健康，为农业绿色发展奠定基础。《实施方案》的实施将促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进入快车道，并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高质量发展。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路径与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以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乡村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方面，为实现乡村宜居宜业提供坚实的基础。乡村生态振兴涵盖的内容丰富，既包括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又保护农业生产环境改善，还包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其中，农业生产环境改善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农业面源污染导致的耕地土壤及水环境质量的保护与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从源头入手高质量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系统健康，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和乡村生态振兴。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行动，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面源污染问题，在一些区域甚至出现日益严重的局面。　　一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依然没有达成全社会共识。国家从战略高度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进行顶层设计，并采取有效的行动方案；各级政府也逐渐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部署作为重要工作之一，但基层政府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极端重要性、迫切性的认知，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由此导致国家相关政策、行动可能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对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单个农户而言，对农业面源污染缺乏基本的认识，自然难以转变其生产行为。没有全社会的共识，就不可能形成治理行为共同体。　　二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主体目标协调机制缺失。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需要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农资生产者、农业生产主体共同参与，表现出明显的主体多元性特征。国家致力于生态目标的实现，即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地方政府则关注农业发展目标，尽可能提高农业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职能部门则只关注上级各项行动的落实，并没有将实效作为工作的重心。农资生产者追求的是通过增加生产、销售量，来实现自身的利润，根本不关注产品有可能导致的污染；农业生产主体将提高农业作物产量，增加农业经营性收入作为唯一目标，其生产行为自然是选择效果明显的投入品，使用量及方式以产量最大化为原则，更不会关注污染后果。没有不同主体目标的协调，就不可能形成治理目标共同体。　　三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链条机制缺失。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践中，一些地方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成效，没有形成有效的治理经验。关键是没有建立连接各个节点或者环节的链条机制，特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普遍存在着末端治理现象，不针对区域实际去探索实现资源化的途径，寻找有效的“出口”，并建立有效的链条机制，激励不同利益主体的积极性。调研发现，单一节点或者某个环节建立机制，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点源污染。没有链条机制的激励，就不可能形成治理效益共同体。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对策建议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既为农业绿色发展提出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尤为迫切。为此，必须采取有效对策，高质量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一是要强化党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全面领导，并注重能力建设，为高质量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提供组织保障。地方党委政府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战略部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应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业务知识的学习，提升专业决策能力及专业领导能力。基层党组织要将高质量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作为重要的工作，并注重自身的能力建设，确保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取得实效。　　二是要强化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提升全社会普遍重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氛围。各级党委政府首先应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针对农业生产主体，特别是广大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认知不足的问题，基层政府应承担起宣传的重任，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传单、宣传栏等平台，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危害的宣传，增强农民群众生态环境意识和参与意识，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是要建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相关机制。建立基层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机制，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生产、销售、使用、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进行全链条管理；立足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建立与完善农药包装物、废弃农膜回收机制，重点是实现资源化利用，探索区域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试点示范；实施农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促使企业承担起相应的生态责任，在高质量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发挥作用。政府应采取补贴方式，鼓励企业在其产品销售集中地区，建立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站，对废弃物进行处理利用。或者鼓励相同企业组成产业联盟，共同建立废弃物资源化回收利用中心，对废弃物进行处理利用。同时，完善农业生产主体的参与机制，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四是要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行动实施效果的监测与评价。充分利用GIS信息技术，对农业面源污染实施监测，及时公布监测结果，为有效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靶向治理”提供依据；围绕着“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应对这些政策、行动的效果进行评价，特别是应对政府、企业、农民等不同群体进行广泛调研，分析他们对实施这些行动的态度及意愿。通过评价，从中甄别出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完善政策的精准对策。　　五是要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为高质量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提供制度保障。依据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重点领域，整合零散分布在其他制度中的相关条款，制定系统、完整的制度，并注重强制性制度、引导性制度、协调性制度、激励性制度之间的协调。此外，要尽快制定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相关标准，并建立有效的监测、管理办法。 查看详细>>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城市发展发生新变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形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战略选择，对“十四五”时期城镇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全球城市发展格局发生新变化 新科技革命重塑全球城市发展格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城市竞争力消长和全球城市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数字技术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重新定义国际分工和产业生态，并将深刻影响城市发展格局。 全球化退潮影响城市网络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退潮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经历了30多年扩张后转向收缩。疫情加快了这个进程，主要经济体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全球供应链呈现区域化、近岸化和在岸化趋向，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内部循环强化。在东亚地区，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世界城市体系孕育重大调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带来世界城市体系的重大调整。纽约、伦敦、东京等顶级全球城市仍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资源要素配置中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全球城市正在加速崛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全球顶级城市，并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都市圈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目前全球排名前50位的城市，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20%。这些城市集聚了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学术机构、行业组织和智库等全球性机构，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 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新形势 城镇化增速将趋于放缓。我国城镇化在经历高速发展阶段后，增速已趋于放缓。这与经济增速放缓是分不开的。“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6年至2019年经济年均增长6.6%，比“十二五”下降了1.3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口、城镇人口增长也在放缓，带来城镇化速度放缓。“十四五”时期，随着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加之农业可转移劳动力数量下降，城镇化率年均增幅也会呈现放缓趋势。 内陆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十三五”时期，中西部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基于人口流动的大数据观察城市中心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处在第一序列，内陆地区的成都也在第一序列，说明内陆地区的大都市圈发展也明显加快。“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内陆地区城镇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并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力量。 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位势上升。现在19个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80%以上，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更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城市群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位势快速提升。大都市圈与周边城市的同城化也在加快，比如广州和佛山加快推进广佛一体化。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正在成为优质生产要素的汇聚平台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十四五”时期，这个发展态势还会深化，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扩散和集聚效率大幅提高，进而提升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效率。 部分城市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由于创新活动对人力资本、科研设施、大学和科研机构等要求较高，创新活动在空间上具有更高的集聚性，并吸引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口向这些城市流动，创新生态逐步形成和完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创新型经济加快发展。 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加快。这次疫情加快了城市数字化进程，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信息溯源等数字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推进“一网通管”“一网通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流程再造，有效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效率，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 新发展格局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确保国内消费持续扩大和升级。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这对扩大消费意义重大。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巨大消费潜力，最重要的是要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梗阻。我国城乡要素长期单向流动，比如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变成了城市的高楼大厦，金融资源从农村单向净流出，农民工进城落户又面临各种限制。这就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逐步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探索扩大土地使用权入市的用途，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要拓展使用权向外部人员流转的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第二，增强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双循环”的枢纽功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对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尤为重要。依托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建立以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为枢纽的经济循环系统，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集聚和扩散，提高空间配置效率，将成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新形势下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资企业根植性，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第三，增强中心城市的创新策源功能。“十四五”时期，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美国推动与我国科技脱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要加强北京、上海、合肥、深圳等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建设，推动创新体系战略性重构，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布局建设基础研究、前沿创新和生产制造相结合技术集群，构建安全的技术供给体系。 第四，在内陆地区培育有竞争力的城市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建设内陆地区城市群，释放内陆地区发展潜力。要培育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一批重要城市群，拓展内陆地区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第五，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和空间集中度提高，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迅速增长。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其覆盖面，并率先在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一体化。 第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强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社区等建设，提高教育、医疗、城市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作者王一鸣，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广州日报 查看详细>>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减排承诺引发世界瞩目和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意大利环保专家西尔维斯特里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此举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 习近平主席在联大会议期间表示，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作出艰苦卓绝努力，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作出更大努力和贡献。对此，意大利比萨圣安娜高等学校循环经济学教授、环保组织“京都俱乐部”科学主任西尔维斯特里尼表示，中方提出这一远大目标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 西尔维斯特里尼说：“这项目标具有极大的雄心壮志。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在可再生能源、电动交通工具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预计在‘十四五’规划中将有更多新政策出台。此外，中国这一立场鲜明的决定将促使其他国家进行反思并可能做出类似的决策。在我看来，中国此举尤其会在亚洲国家产生积极的‘传导作用’。” 西尔维斯特里尼指出，近年来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新能源公交车推广以及植树造林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他认为，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中国可以从节能减排、提高产业能效等方面入手，加速实现绿色发展。 西尔维斯特里尼表示：“如果要实现这一宏大目标，首先得减少能耗。比如建筑节能方面，中国近年来做出了不少努力，不过老旧建筑的节能改造仍有提升空间，企业生产方面同样如此，需要提高效率，使用更少能源实现相同产出。毫无疑问，中国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转型，目前已经引入了电动车销售配额，未来或许还会设定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这也将促使中国相关产业得到进一步提升。” 同中国一样，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保持积极态度。欧盟委员会2019年底发布的《欧洲绿色新政》表示，力争到2050年使欧洲成为“碳中和大陆”。近日，中欧双方领导人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伙伴。对此，西尔维斯特里尼认为，欧洲与中国开展合作有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他说：“我非常赞同。欧盟和中国已就这一问题开展了对话沟通。欧洲与中国采取一致立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并且将开启双方合作，加速绿色转型。欧洲的政策由来已久，中国最近公布的目标非常重要，两方共同努力将对扭转全球气候变化产生决定性作用。” 查看详细>>

导语中国城市40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成果正在经受不断发生的各种灾难和突发事件的检验；表面的光鲜亮丽正在被灾难和突发事件所嘲弄。事实上，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都与城市的发展理念、营建模式、运行和治理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反思城市发展与治理本身的既有问题是规划师的责任。因此，笔者选了这么一个标题，借助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的平台，和同行们讨论三个问题：居住用地开发与高层住宅、“大城市病”与城市治理、公共开敞空间的使用与管理。这些都是笔者近年来思考、关注的规划问题，对当下的疫情防控并没有直接帮助，但对城市长期安全、健康发展一定是有益的。作者李晓江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专家，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1居住用地开发与高层住宅多年前，笔者曾经向香港规划署时任署长伍谢淑莹女士请教：为什么每次流行病疫情爆发，香港的传播都特别猛烈，死亡率也比较高？伍谢署长表示赞同我的判断，并给予了她的解释：首先是香港的人口密度问题，居住和工作场所的开发强度太高、人的交集强度太高，人与人之间难以保持适当的距离，致使细菌、病毒在密集的人群中快速、广泛传播；第二是医疗制度与理念问题，但作为在任官员，她不好公开评价。因此我们在此也不做讨论。笔者要和同行们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居住用地开发强度和高层住宅。在城市土地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形成了集合式住宅模式。经过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建立，城市住宅走向了高层高密度的供给模式。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尚能把居住用地容积率控在2.5以下，大多省会及以上城市近年来的开发强度都达到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以上。近年来广东省三旧改造中，一些旧村更新容积率高达10.0。20层以上的高层、超高层建筑成为中国城市、甚至县城的基本居住形态。北京航拍笔者近年来一直在提一个观点：高层住宅是中国社会未来最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可能是无解的负担！高层住宅建造过程中耗材、耗能、造价高，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大，设计使用年限到期后拆除难度高。三个环节的费用成本比多层高出50%～100%。从实际使用中来看，高层住宅的消防、应急、公共卫生、邻里交往、居住心理压力等等都带来很多难题和风险。笔者无法想象未来大量高层住宅的维护、更新和改造的情形。上海航拍悲哀的是，政府官员把高楼林立视为城市现代化现象；商界和经济界认为是高效率的资源利用方式；一些业界同行也认为是土地政策和资源短缺使然。但笔者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在土地财政路径下，城市政府从追求土地收入总量最大化转向每块出让用地收入的最大化，而住宅用地又是面广量大的市场需求，由此导致居住用地的容积率不断提高。第二，政府为了获取更高的极差土地收益，倾向于大拆大建的开发模式；为了取得财务平衡，又不断提高容积率。而房地产商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会不断要求调改既有规划提高容积率。第三，在GDP导向、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和政府对工业企业税收预期下，大量建设用地用于工业或产业园区发展。除了北京等个别城市以外，特大、超大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都在20%～35%之间，而工业用地低效利用和闲置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导致了居住用地的相应短缺。在目前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普遍达到或超过100㎡/人的情况下，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和规划指标、建筑设计优化、适当提高住宅用地建筑密度，完全可以把住宅用地容积率控制在1.8～2.2，实现以多层和小高层为主的建筑模式，避免高层、超高层住宅的大规模建设。因此，高层、超高层住宅形态是制度设计和错误观念的结果，而不是资源或效率问题，更不应该是现代化的标志。发达国家只有在北美极少城市的中心区有高层、超高层住宅，且多为真正的豪宅。在欧洲人口密度较高的发达地区近几十年几乎没有新建的高层住宅，只有大量的拆除、部分改造“二战”前后兴建的高层住宅。日本的土地资源约束远高于中国，据卫星影像解读，东京大都市区（约4500km2）与上海城区（3200km2）的人口密度相仿，但两个城市的居住形态和住宅景观完全不同。2003年3月底，“非典”在香港陶大花园的爆发就与高层住宅造成的建筑内外空气流动状况有关。为了达到极高容积率，高层住宅的建筑布置和平面、竖向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空气流动效应，导致病毒的传播；同时，特殊的建设形态可能造成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又缺乏有效的评估，更谈不上预控措施的设置。在这次“新冠”疫情中，笔者也观察到住宅楼宇的跨层传播现象。从武汉的数据来看，“新冠”传染的70%～80%发生在家庭内部。在过于密集的高层住宅中，这么高的家庭传播比例在同一楼宇中造成家庭间传播的情况尚不得而知，但造成住户间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是可以想象的。从接触强度来看，过多的公共空间和共用设施，过多的人群使用同一空间和设施，会大大增加传播的机会和担心感染的心理压力。如今，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别提出了45米、36米的建筑控高。建设部新版的“居住区规范”规定住宅建筑控高为80米，但实施难度很大。在京津冀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笔者听徐匡迪主席讲了建议雄安新区实行45米建筑控高的根据：国家消防部门的领导告诉他，大城市高层建筑消防灭火时，装备有条件、扑救有把握的高度是45米，也就是15层住宅楼的高度！2010年上海一幢28层住宅火灾造成58人遇难；2017年伦敦24层公寓火灾造成79人遇难。可见，在中国和世界的顶级城市，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雄安新区市民中心鸟瞰此外，笔者也经常听到地方官员说现在的居民喜欢高层住宅，但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仍然有待考证。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规院和山东援建、绵阳北川重建前指共同建成了“窄路、密网、开放街区、没有高层建筑”的北川新县城。数年后，为了增加土地出让收入，县里批了个一幢16层两幢14层的商住楼盘，县城居民通过多个途径向政府、中规院和省建设厅反映、投诉说：我们当年说好了要建设一个没有高层的城市，为什么会冒出这些高层？显然，居民并不喜欢高楼林立，高层住宅是居民没有选择的选择。后来，北川县坚持把住宅高度控制在11～12层，容积率控制在2.0左右。2013年笔者在山东、安徽、河南参加县（市）域城镇化调研时曾经多次询问当地居民，是否喜欢、接受高层住宅。三省多个县（市）居民的回答高度一致，“不方便，生活成本高”，“交不起物业费、电梯费”。事实上许多安置型高层住宅小区的物业费、电梯费长期难以征收，需要依靠政府与街道补贴。国家领导人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出了“不要高楼林立，不要水泥森林”的要求，雄安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对此做出了改变的努力。目前，解决这个问题面对最大的难题在于中国城市的GDP导向、土地财政依赖、企业税收依赖的经济、财政、税收制度尚未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建筑形态科学管控方面的有效制度尚未建立。中国城市何时能放弃土地财政依赖还是一个问题，摒弃高层、超高层住宅的居住形态，要走的路还很远。大量的居民还会继续承受高层住宅造成的高成本和高风险。我们只能期待中国城市发展中影响政府行为模式的一些基本制度能尽快尽早改革，让市民在付出一生积蓄，以房奴的代价改善住房的同时也能真正改善居住环境、真正享受高品质生活，让城市的住区和住房更加安全健康，也更加绿色低碳。2“大城市病”与城市治理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特大、超大城市。城市规模成了现代化的标志和地方政府刻意追求的目标。经济学家们不断地批评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规划师编制城市规划时最大的压力是拼凑城市人口规模。一方面，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确实起到了经济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却无奈地看到各种灾害与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特别是在中国特大、超大城市正在不断遭遇疫病攻击和人群集聚导致的突发公共安全，以及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事故的袭击，此外还不断发生建设工程导致的恶性事故和城市供应安全事故。大城市在灾害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与其外在的表象大相径庭。灾难和事故似乎成了大城市生活的常态，只是不知道下一个轮到哪个城市。交通拥堵实际上，除了房价高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面对灾难的脆弱性和公共安全事故频发，正是中国当前“大城市病”的症状之一。“大城市病”似乎是所有大城市成长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宿命。纵观世界大城市，都曾经有过不同或相似的病症，经历过城市发展的黑暗时刻。一些城市脱颖出来，成了良性、健康发展的优秀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等；一些城市继续无序扩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进一步退两步的窘境，如墨西哥城、里约、雅加达等等。2014年，中国新一代领导提出了第一个区域性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其首要的目标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治理首都“大城市病”。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会上，笔者的报告分析了中国“大城市病”的成因：“两个过度集聚和两个不适应”。资本的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是大城市的天然优势，由于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资本可以在大城市获得更高更快的回报，个人和企业活力的机会更多；由于大城市人口众多，社群多元化，城市更加开放包容，社会流动性高。但是，两个流动性过度集聚于、甚至只存在于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差距过大，就是国家的发展公平性和治理体系出了问题。笔者曾经戏言：当下国人要想让自己的钱保值增值，只有到一线城市去买房，因为只有一线城市的房价能追过M2（广义货币）的膨胀速度；要想不“拼爹”，就到一线城市去，因为一线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少受到排斥和歧视。“两个过度集聚”导致资本和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城市规模急速扩大。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都出现过每年人口增长80万～100万的阶段。天津城市航拍但是，城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城市的社会文明程度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以适应人口的急剧膨胀。在政府方面，存在发展理念相对落后，对民生需求不够重视；财政能力和建设周期限制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社会治理体制与制度尚未完善，管理方法有待细化。在社会方面，成熟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仍然缺乏；企业社会责任感和诚信意识有待加强；新兴中产阶层脆弱、焦虑而失范，新移民尚未适应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居民的社群意识、共同家园意识和基层自治意识缺失。“两个不适应”又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发展短板和供需矛盾，严重制约了城市规模扩大，导致“大城市病”加剧。在“两个过度集聚和两个不适应”难以短期改变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治理“大城市病”？首先，应该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适度控制超大、特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和规模。经济规律不能替代城市规律。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唯效率和增长是问，往往忽略社会、环境、文化的发展代价，认为城市规模越大越好。笔者和中规院团队对大国首都、世界城市的研究发现，所有成功的大城市在特定阶段都曾经采取过相当严厉的行政、财政、税收或规划手段进行干预和管控，通过严管控最终实现高成本的市场化平衡。没有一个成功的大城市是完全由市场支配而“随随便便成功”的。管控的直接对象不能是人口，更不能是所谓“低端人口”，而是产业与功能。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层级化、竞争型的城市体制而言，大城市的产业功能发展不只是市场的力量。城市政府为了GDP和税收增长，在经济发展中，往往什么都要，大城市常常与中小城市“抢饭碗”。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对大城市、中心城市的管控，限制和疏解非核心功能来控制人口和就业盲目增长，把城市的部分产业向中小城市转移，使城市的能量外溢，带动区域发展。目前北京就是采取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措施，起到了调节人口的作用。北京城市航拍第二，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补齐短板，提高城市安全运行能力，满足市民美好生活需要。经过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持续的建筑抗震加固至今仍在进行；经历了华东洪水和长江、松花江洪水灾害，大城市的防洪标准提高，工程全面实施；经历多年的“看海”，城市的排水防涝能力得到了提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我国的医疗和教育投入长期不足，与相似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较也偏低。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高中学位与就学年龄人口比不到50%；优质学校大班额，优质医院长年人满为患的现象处处可见。武汉在疫情中设立方舱医院是非常有效的举措，这也还得益于因举办世界军人运动会而建设、改造的一批体育场馆。武汉长江新城方舱医院虽然不可能也没必要都按照高标准灾害、疫情应急来配置城市常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随着人口和需求持续增长，按比例扩大供给是必须的。这次疫情期间，重庆市老市长黄奇帆提出增加3000亿元财政投入，提高城市医疗设施水平，还计算了这个投入可能产生的经济增长效益。但我相信，在任的市长们可能更倾向于把财政投入用于更直接创造GDP或税收的领域。补短板、还欠账，需要改革过于偏重经济增长的制度设计，更需要地方政府转变思想，真真切切关注民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第三，提升治理手段，完善治理体系，实现适应发展需要的城市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手段和体系现代化是中国政府时隔40年后提出的第五个，也是唯一非物质性的现代化目标。治理现代化对于正在逐渐富起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而言，是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极其重要的保障。从管理走向治理，需要法治与民主，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需要尊重科学，倾听多方的不同声音……提升治理手段，需要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动员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在这次防疫过程中，从北京接连发生的几个特殊案例中发现，医院、机关、公安检查、疾控、街道（社区）竟然在极为刚性的管理要求下，都出现了管理失职失误的问题，暴露出城市行政管理的粗糙。另一方面，北京把防疫中的社区封闭、快递投送等群众高度关切的问题放在北京卫视“向前一步”栏目中进行公开讨论，让不同观点充分表达，很好地起到了动员公众参与的作用，是当下推进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建议大家闲暇时关注一下。完善治理体系，需要给予社会更多的包容和弹性。“非典”期间，广州和北京同为疫区，也是相互旅行最无障碍的城市，笔者多次出差广州，发现两个城市的防疫氛围完全不同。北京提倡戴口罩（不是强制），广州大街上几乎看不到戴口罩的人。笔者的一位同事出差时戴着口罩，引得广州同行诧异的悄悄向我打听：怎么了？“非典”期间，北京的中小学停课约2个月，但广州的中小学没有停课，只是暂停了考试和课外辅导。笔者常说，广州的不停课不只是政府的理性和冷静，更是学生家长的理性和从容。两种防疫模式，但效果是相同的。既使在特殊时期，保持一点地方的选择性也许是必要的。社会的多样性和弹性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在社会需要应对的各种灾难和事故中，防疫决策和实施可能是难度最大的。细菌、病毒来来无踪去无影，充满了不可知、不确定。笔者常用老电影《列宁在1918》中列宁与高尔基争论革命暴力时说的话来解释救灾应急中经常出现的“用力过猛”：“当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你怎么能判断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经历了“非典”、“新冠”，参与了汶川、玉树、芦山救灾应急和灾后重建，笔者的深切体会是，在应对灾害和疫情的社会治理中，要尽量多一点专业团队和公众参与，多一点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用科学的光芒和人性的温暖照亮生命。3公共开敞空间、中产生活方式与现代性中心地区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稀缺的城市公共产品2018年，崔恺院士在上海中心考察时俯瞰了上海中心区的城市面貌。事后他对我说，怎么可以把一个城市建得看不到一片绿色？太恐怖了！2017年在深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ohn D.Landis教授跟我说，他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深圳，因为这个城市拥有很多市民可以自由进入的绿地。其实，上海也有世纪公园、滨江绿地，但从市中心高处眺望，确实满眼是冰冷的水泥森林、玻璃盒子，看不到绿色生命的色彩。每到节日、周末，城市公园里的人流密度甚至比一些商业街还要高。我还清楚地记得，1984年黄海地震，上海虽然没有楼宇倒塌，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和伤亡。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正在读研究生的笔者和吴志强、唐子来同学骑车去市区观察城市避灾情况，从同济到虹口、黄浦、静安，看到市民只能站在马路中间、交叉口中央避震。我们很难想象，这样高密度和开敞空间严重缺乏的大城市中心地区如何应对更大的地震或其他灾难？更可怕的问题是，这种状况在中国的特大、超大城市相当普遍，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类似情况仍少有改善。上海城市航拍当代城市规划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城市应对灾难和疫病的需求。城市规划通过建设安排、建筑管控和设施发展来改善公共卫生，改善建筑空间、道路空间，增加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保持城市安全与居民健康。现代城市相较于封建时代城市最本质、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开敞空间/绿地，并以此取代了宫殿、园囿和私家花园。特大、超大城市大多脱胎于封建城市、殖民城市，缺乏公共开敞空间是共同的短板。40年发展中，中心地区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稀缺的城市公共产品。公共开敞空间是现代城市公共服务的“标配”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把游憩定义为与居住、工作、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说明户外的休闲、运动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公共开敞空间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44年后的纲领性文件《马丘比丘宪章》进一步提出“建筑、城市与园林绿化的再统一”，“空间的连续性”，关切城市发展与资源利用、自然环境相适应，环境污染与人类卫生、福利等问题。公共开敞空间是居民的游憩、交往、避灾减灾、亲近自然、改善环境质量和热岛效应的空间。今天，又一个44年之后，当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转向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绿色发展的时候，公共开敞空间又有了新的定义，它是为城市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碳汇生产空间，应对极端天气的安全缓冲空间，气候适应型（climate adaptation）发展的重要元素。笔者正在主持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绿色技术专项政策研究中，中外专家一致同意把城市食物生产纳入研究，公共开敞空间和建筑应该成为城市食物生产的空间。逐渐提高城市食物自给率已经成为先进发达城市越来越关切的问题。城市国家新加坡提出了“30·30愿景”，就是说2030年新加坡要达到30%的农产品自给率。上海世纪公园近年来，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上海世纪公园，北京奥森公园、朝阳公园，广东的绿道、古驿道、碧道建设，成都的“198绿地”等等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北京旧城区的小型“邮票”公园，深圳湾公园，上海滨江绿地、延安绿地等都是以很高昂的代价建成的城市中心区或者人口密集地区、高地价地区的公共开敞空间。上海延安绿地投资23亿，建成了24公顷的公共开敞空间/绿地，其中90%的费用用于征地拆迁。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区和中心区外围片区的公共开敞空间无一例外成为城市重要的休闲、运动、交往空间，甚至成为时尚标志、网红打卡地。公共开敞空间吸引的人流越来越多、利用率越来越高，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代表文明程度的现代城市公共服务的“标配”。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资源，制定公共政策对公共开敞空间巨大需求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走向富裕的中产化进程。从人均GDP 200美元到1万美元，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占人口比例已达到30%～40%，社会价值观和消费模式、生活方式正在经历着剧烈变化。从消费观察，经历了从解决温饱，到追求质量、品牌，再到奢侈品的产品消费过程；又从产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从生活方式观察，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家庭团聚、社群交往、文化体验、亲近自然、安全保障等等“美好生活的需要”。笔者以为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所应对的社会现实就是一个成长中的中等收入社会，以及社会主要群体的基本需求、生活方式从量到质的变化。因此，作为美好生活、高品质生活直接载体的城市公共开敞空间，文化、娱乐、交往、运动场所，以及独处静思的户外私密场所的需求一定会越来越多。然而，这个中产阶层又是成长中的、脆弱的，因此无法摆脱“免于贫困的自由”这一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而显得敏感、焦虑。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和现代科学、文化浸润的中产阶层乐于接受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生活态度，热爱生活，关注健康，珍惜财产和生命，关心社会事务。近年来，深圳的快速成长涌现了中国最大的年轻中产阶层群体，也出现了中国大城市最显著公共生活改良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产阶层更害怕艰辛努力所获得的切身利益的丧失，或有限的机会被分享，倾向于更加保守、排斥的社会态度，更加稳妥的行为模式。与先进发达国家更加成熟的中产阶层相比，对切身利益以外的关切更少，例如气候变化、低碳绿色、社会公平正义、践行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广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价值观变化，加之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减少等因素，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低价要素吸引企业、企业吸引人并创造繁荣的“产-人-城”关系转向了工业化、城镇化“下半场”的优质生活吸引人、人吸引企业的“城-人-产”关系。因此，城市的生活品质和性价比如果不吸引人，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成功。城市各类空间的价值也相应地发生了转换，工业用地大量“晒太阳”，公共开敞空间广受追捧的现象应该让城市政府重新思考空间/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扩大公共开敞空间供给，大量建设满足各类人群、各种户外活动需要的公共空间和园林绿地，可以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和吸引力；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区拿出昂贵的土地资源建设公共开敞空间可以提高地区环境品质、周边地产的价值和中心地区的整体经济收益。应对中产社会的复杂性、多元化，需要更加智慧的资源配置策略，这也是先进、成功城市共同的经验。不幸的是，许多城市政府和一些居民发展理念和审美观念仍然停留在“上半场”，继续把高楼林立、立交桥、高架路、宽马路当作现代化的标志。笔者常说这些审美和价值观是中国贫困时代的遗产！国家领导人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真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资源，制定公共政策，才会少一些武汉式的悲剧，多一些居民的福祉，也让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宽容和谅解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也是城市现代性的表现春节的20天笔者人在上海，想去公园里散散步，不想偌大的世纪公园因防疫而关闭，因此只能去世纪广场。幸好上海有无法关闭的滨江绿地。笔者利用晴天把杨浦、徐汇、浦东、滨江用脚丈量了一遍，再去人民广场，只见“戒备森严”，无处停车，不得其门而入。在这些开放的公共开敞空间，虽然气氛有点儿诡异，但是仍有一些孩子在玩耍，青少年在玩滑板、无人机，中年人在玩乐器，也有人戴着口罩跑步健身。开放的户外空间，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即使不能沉醉，也是人们暂避压抑氛围的最好环境、抚慰心灵的最佳场所。笔者很不理解，既然医学上并没有确认气溶胶传播和空气传播，也没有听说在非人流密集的开放空间发生传染病例，为什么要关闭大城市本来就十分缺乏的公园、景区和主题公园？防疫期间，北京没有关闭公园，只是限制了流量，并未发生任何传染迹象。实际上，更加万全的做法可以在控制人流，关闭一些可能导致人流集聚的装置、场地的同时保持这些公园的开放。这些公共开放空间是疫病期间城市唯一的“净土”，无差别地一概关闭实在是“用力过猛”、缺少人性关怀之举。笔者观察到，防疫中的上海滨江人流比想象中的少。社会治理的原则是服务多数、保护少数，既使为少数人而保持开敞空间的开放也是善莫大焉。深圳人才公园笔者注意到，与SARS相比，这次“新冠”之下大城市居民防范意识和社会恐惧心态大大加剧了。这和国家的应对举措有关，也和成长中的中产阶层的脆弱、敏感的生活态度有关。笔者也注意到，网络上关于防疫的种种讨论，诸如新加坡“佛系防控”、意大利抗议“封城”、美国“大流感化”、日韩防控是非、乃至“抄中国作业”等等，言论多样、态度迥异，这其中充满了非常时期的不同选择和不同的价值观交错。当下国人更珍惜生命和健康，这是社会的进步；另一些国家可能更恐惧失去自由；生命无价，自由也不可标价，但两者可以选择，更应该兼顾。不同的选择本身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只是取决于社会文化、发展阶段的国情。这也正是世界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精彩。笔者向坚守在家中的居民致敬，也会欣赏另一些居民的淡定、从容。大学一年级笔者读到《马丘比丘宪章》，打动笔者并影响笔者职业生涯的是：“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这应该是规划师的核心价值，也是城市现代性的表现。中国社会走向富裕，走向中产化的进程不可逆，这也意味着贫困时代“一个政策让所有人获益”，“一个药方治百病”的奇迹不可能再现。规划师必须充分理解社会人群分化、价值观多元化带来的全新问题，认真面对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的冲突，善于兼顾、协调，让规划职业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新冠”疫情终将过去，疫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当年国家领导人就是在广东考察SARS疫情时提出了新的发展观，没有SARS就没有科学发展观。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新冠”的经历至少应该让地方政府不敢再掉以轻心，让防疫的手段更加科学完善，让城市有更强的应对能力和空间，让居民的应对更加从容、淡定。规划师更应坚守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尊重科学的态度，为更加美好、更加多元包容、更加绿色开敞的城市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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